訪談者:老師的個人成長背景?
劉嘉淑老師(以下簡稱劉):

我是民國三十四年出生,在家中排行老五,上有一個大姊和三個哥哥,下有一個妹妹和三個弟弟。那個年代應該是台灣剛光復的時候,曾祖父家中的經濟狀況相當富裕,於是祖父帶著我的父親,從臺北縣新店鎮搬到花蓮縣玉里鎮去經營製材工廠,從事建材方面的事業,爸爸的製材工廠需要技師和助手,所以家裡有很多長工和傭人。那時我們家裡有黑膠唱片和唱機,我們從小就跟著叔叔姑姑們聽音樂,生活中充滿著古典音樂的聲響,於是聽音樂和唱歌,便成為我們小時候全家人重要的餘興節目。爸爸喜歡聽收音機,他經常在一大早用進行曲或交響樂叫我們起床。民國四十一年我進入玉里國民小學就讀,在那個農業社會的時代,班上的同學大多數都要幫忙下田或在菜園工作。因為我們放學回家不用幫忙家事,家裡又有我們的專用書房,所以我們只要專心做功課就可了。學校如果有重大工程需要募款的時候,全校每個同學只要繳十塊錢,可是學校就會以要我繳兩百塊或三百塊。在那個農業社會裡,鄉下的家庭大多觀念保守,多半重男輕女,倘若家庭環境不好,通常不准女孩繼續升學,只讓男孩升學,幸好我們家並不重男輕女,男孩女孩都受到平等的關愛和重視。從小生活在這樣的家庭中,養成了我快樂、自信和喜歡交朋友的個性。
訪談者:在劉老師成長過程中,父母親有沒有特別要求您要去學鋼琴?

劉:當我還是幼兒的年代,只有家裡做生意的小朋友才上幼稚園,那一年在幼稚園的時候,老師發現我很愛唱歌,也很愛跳舞,就常常讓我上台表演唱遊,上了小學以後,上臺的機會更多了;除了唱歌、跳舞以外,還有演講、戲劇演出等。從小我就常常穿著大姊在臺北幫我準備的衣服上台表演,別班的小朋友也常來我們家借用表演的服裝。我們那個年代還沒有『學鋼琴』或『學舞蹈』這樣的才藝活動,在鄉下地方,既沒有鋼琴班,也沒有舞蹈教室。當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,有一位教我們音樂的張文山老師,利用學校放暑假的時候,在學校免費教高年級的小朋友以風琴練習彈『拜爾』教本。由於每班都選出三五個小朋友參加,雖然我才三年級,但是級任老師劉甘妹要求破例讓我參加,於是
便有了第一次的機會『學琴』。暑假過後,張老師挑了幾個學習力較強的小朋友,利用開學後的週日,繼續到老師家彈鋼琴,而我又被老師選上了,所以我要說,張老師是我這輩子第一個樂器啟蒙老師。

訪談者:老師最早接觸的音樂就是到老師家學鋼琴嗎?

劉:對,就是那次的機會,不過開學後到老師家大概上了一兩個月就結束了第一次的學琴經驗。

訪談者:除了彈琴,老師還喜歡其他藝術活動嗎?

劉:那個年代,正值台灣剛剛光復的時候,有很多軍人住在我們學校附近,當時學校的老師常帶我們利用假日或夜間去勞軍表演,有的時候是幫忙政府宣導政策。我們表演唱歌、跳舞、演講或歌舞劇。記得我國小一年級的時候,就和老師一起上臺表演歌舞劇,宣導『男兒當兵,保家衛國』的觀念。到了五六年級的時候,政府為維護地方治安,積極實施全面『戶口普查』,為了宣導政令,鎮公所到處張貼公告供民眾閱覽,學校的老師也要配合鄉鎮公所宣導。我五年級的時候老師便帶著我搭上宣傳車巡迴演講,目的是宣導給鄉下地區無暇閱覽公告或不識字的農工朋友聽,讓大家更瞭解政府的政策,那時我們必須以臺語演講,是因為當時的多數民眾還聽不懂國語,那一次我們搭著鎮公所的『宣傳車』到大街小巷和廟口去演講。學校選上我是因為我的祖父喜歡作詩、吟詩,所以當時的演講稿,都是回家後由祖父親自教導。

訪談者:老師在成長的過程中,會覺得音樂很難嗎?

劉:一點都不會,國小五年級的音樂課是賴得有老師,記得賴老師在上樂理課的時候,講解五線譜、音符、拍號和七個升降記號的排序及如何找出新調的主音位置,聽過一遍之後我就瞭解如何辨認調號和移調,也知道怎麼用固定調和首調練習唱旋律,這種經驗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1947年的暑假,我從玉里國小畢業之後,考上了省立花蓮女中的初中部,我們的音樂老師是林茂雄,他上課時講解音階、音程、大小音階、三和弦及五聲音階,他特別強調日本、臺灣、原住民和中國的傳統音樂都是五聲音階,同時告訴我們,只用五聲音階創作旋律,既容易又安全,因為沒有用到第四音和第七音,所以沒有和弦需要解決的問題。下課後常和同學到音樂教室去,在鋼琴的黑鍵上玩即興創作的遊戲。

訪談者:老師在花師的時候都沒有特別去學音樂嗎?

劉:沒有,以前的師範學校是普通師範科,沒有任何專門科目,也沒有音樂科。在學校每一科都要念,畢業的時候每一科都要會敎,這就是普通師範科。我們在學校要念數學、國語、自然、科學、歷史、地理、生活倫理、美術、音樂、體育等教材教學法,還要通過考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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